1933年，為了防止日寇劫掠，北京故宮博物院約1.3萬箱文物開始了一段世界文物史上規(guī)模最大、歷史最久、行程最長的一次大的遷徙。護航的故宮人備嘗艱辛，使得這批中華文物的重要瑰寶才得以基本得到完整的保存。

　　今年是2023年，距離那場偉大的遷徙正好過去了九十年，為了銘記這段不平凡的歷史，也為了傳承這種堅韌的精神，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祝勇“故宮系列”最新力作《故宮文物南遷》。

　　6月15日，“國寶在，國就在：《故宮文物南遷》新書發(fā)布會”在北京紅樓公共藏書樓舉行。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中國政協(xié)文史委副主任閻晶明，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李文儒，故宮博物院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祝勇共聚一堂，共話故宮文物南遷的壯闊歷史。

　　南遷給文物增加了新的價值

　　在新書發(fā)布會上，閻晶明談道：“祝勇在寫這本書的時候，他的立足點，或者說他的歸宿、他的背景，是一個更大的、更深的視野，就是所謂的歷史時代，是一種家國情懷。”

　　閻晶明指出，在國家民族最危難的時候，一批本來很柔弱的知識分子文化人，做了一件中國歷史上，甚至也是人類歷史上非常了不起的一次行動。文物南遷并非中國人重兵把守或者押送，它不是一次驚世行動，而完全是這些知識分子、文化人或者故宮人的一次自覺的行動。“這本書通過文物南遷，也就是這些國寶如何保存，給我們講述了一種精神，這種精神也是祝勇這本書貫穿始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

　　李文儒提出，同樣是故宮的文物，沒有經(jīng)過文物長征抗戰(zhàn)的，和經(jīng)過、走過十幾年、幾萬公里的文物，兩種文物是不一樣的，文物的形式和文物的價值不一樣。“因為南遷給中國的文物增加了新的價值，這個新的價值包含現(xiàn)代文人的價值，和過去沒有經(jīng)過南遷的文物本質(zhì)上有不同。所以我一直講，以后我們搞展覽文物的時候，凡是走過南遷路的文物一定要寫上這件文物經(jīng)歷了多長的路。”

　　祝勇表示，《故宮文物南遷》這本書可以跟馬伯庸的小說《長安的荔枝》相映成趣。“長安的荔枝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wù)，就是為了讓楊貴妃能在生日當天吃上荔枝，要把嶺南的荔枝在短短幾天之內(nèi)運到長安。這個活兒落到小說主人公身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務(wù)，一開始就是死局，整本書就是寫這個小人物最后怎么逆襲完成這個任務(wù)，解救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但是你想想，那是一筐荔枝，而我們這是一百多萬件文物，這個運送比起長安的荔枝可不是困難千倍萬倍?！堕L安的荔枝》是一部小說，但是故宮文物南遷是真實發(fā)生的歷史事件。”

　　“所以我們今天再回過頭來面對這段歷史的時候，真的是感慨前輩這種精神和他們付出的努力，包括在整個過程中有家破人亡，包括家庭流散、各種個人的付出，這里也有很多具體的故事和小的細節(jié)，這些付出真的讓我們特別感慨。”祝勇說。

　　半壁河山，完璧國寶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者鯨吞東北，虎視華北，故宮文物危如累卵。或遭毀壞，或被掠奪，戰(zhàn)火中的文物逃不開這兩種命運。1860年圓明園的那場大火還在灼痛記憶，甲午戰(zhàn)爭期間日本制定的《戰(zhàn)時清國寶物搜集辦法》尤其讓人警覺。

　　以史為鑒，故宮博物院金石學家、古物館副館長馬衡提議文物南遷。這在今天看來，當然是明智之舉和不二選擇，可放到1932 年北平的歷史時空里，卻遭遇到?jīng)坝康姆磳β暲?，甚至來自一?ldquo;有識之士”。北伐大將李左翔要求拍賣文物，購500架飛機用于抗日；胡適對何處是凈土感到茫然，寄希望于通過國際干預(yù)來保障文物安全；魯迅寫下了“寂寞空城在，倉皇古董遷”的詩句；馬衡的兒子馬彥祥通過報紙與老爹叫板：“要抵抗嗎？先從具有犧牲古物的決心做起！”；周肇祥則亮出了絕然的態(tài)度，甚至揚言“一旦故宮文物運出北平，就要在鐵路上安放炸藥，實施爆炸”。

　　那么，國寶是遷還是留？

　　留下，可穩(wěn)軍心；遷出，易散難聚。但文物絕不能作為戰(zhàn)爭的賭注。“國家滅亡總有復(fù)興之日；文物被毀永遠不可復(fù)得”，“只要文物在，中華文化的根就不會斷，中華民族的精神就不會亡，中國人就不會做亡國奴”，文物南遷最終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見。

　　在祝勇導(dǎo)演的同名紀錄片中，一段言簡意賅的話語概述了這段守護國寶的浩蕩旅程：“1933年 2月，故宮人帶著文物精華13000 多箱緊急撤離，穿越大半個中國，輾轉(zhuǎn)遷徙。沒有人知道，這條路有多遠；沒有人知道，這一去是多少年。他們以血肉之軀，筑起新的長城；他們以書生意志，延續(xù)文化命脈……1950年 —1958年，8000 余箱文物重返北京。日本侵華戰(zhàn)爭使中國文物損失慘重，唯故宮文物損失甚微。”

　　是啊，文物遷移又談何容易？

　　正如祝勇在后記中寫道，“在那個戰(zhàn)亂的年代，前輩們的使命是在遷移中保護這些價值非凡而又無比脆弱的文物，他們不僅要面對天上的敵機、地上的槍炮，還要面對急流險灘、火災(zāi)水患，以及疾病和饑餓的侵襲，更不用說還有各種明槍暗箭引而待發(fā)。總之，幾乎人世間的所有艱難，包括戰(zhàn)亂、饑饉、疫病、大自然的災(zāi)患、官僚系統(tǒng)的骯臟腐爛等等，都一股腦兒地拋到他們的世界里，沉甸甸地壓在他們身上，要他們肩扛起來，也反過來映襯了他們的偉岸。他們不僅要有氣吞山河的勇氣，更要擁有具體而微的操作能力，以確保南遷進程的滴水不漏、穩(wěn)健無虞……正是這些艱辛，錘煉了故宮人不屈不撓的精神品質(zhì)，鑄就了故宮人一絲不茍的專業(yè)精神。”

　　當人們?yōu)楣蕦m文物南遷所創(chuàng)造的奇跡唏噓不已時，故宮人往往是最平靜的，只淡淡一句：“文物有靈。”然而，他們的血淚與犧牲卻是那樣的真實：第一任院長易培基先生，在南遷途中含冤而死；故宮員工朱學侃先生，為轉(zhuǎn)移文物而獻出生命；而那志良、莊尚嚴等人，在把文物運出紫禁城的一刻，斷然不會想到他們此行的終點，竟在遙遠的臺灣，從此如斷鴻零雁，一去不回……這些青衫磊落的故宮人的背影是如此挺拔偉岸，他們在故宮的浩瀚煙云中永遠值得被我們看見，被歷史銘記。

　　紙上的故宮南遷，精神的自我完成

　　近些年來，祝勇的故宮寫作，已成為文壇一道不可忽略的風景。

　　從《故宮的古物之美》中的器物文明到《故宮六百年》的全面抒寫，從《在故宮尋找蘇東坡》的另辟蹊徑到《故宮藝術(shù)史》的宏大架構(gòu)，祝勇用長達幾百萬字的主題書寫構(gòu)建起了一座“紙上的故宮”，試圖以此完成一個文化學者以當代視角對古老文明進行的獨特解碼與重述。經(jīng)過幾十年的寫作摸索，祝勇積累了非常豐富的非虛構(gòu)寫作技藝和經(jīng)驗，達到一個成熟的藝術(shù)境界。這套書反響非常好，全系列累計銷售突破50萬冊，可以說是近年來一套現(xiàn)象級的文化讀本。這一次，祝勇的故宮書寫，進入到一個深水區(qū)：這座宮殿歷史上最為驚心動魄，也最為可歌可泣的一段歷程——抗戰(zhàn)時期發(fā)生的國寶南遷。

　　“面對那段業(yè)已模糊甚至已被遺忘的歲月，我們不能不感嘆時間流逝之迅猛，感嘆歷史記憶之脆弱。”在寫作進行的兩年中，除了在故宮博物院爬梳史料、考稽典章，祝勇還先后去了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遼寧省博物館、重慶市檔案館、上海市圖書館等地查找檔案資料；采訪參與南遷的故宮人員的后輩，如馬衡院長之孫馬思猛先生、梁廷煒先生之孫梁金生先生、莊尚嚴先生之子莊靈先生等；隨同故宮博物院領(lǐng)導(dǎo)多次前往重慶市南岸區(qū)、巴南區(qū)和四川省樂山市、成都市等地進行調(diào)研，又率紀錄片劇組前往南京、上海、西安、寶雞、貴陽、安順等文物南遷途經(jīng)的城市鄉(xiāng)村進行田野調(diào)查，試圖在文字中和影像中重構(gòu)那段不平凡的歲月。

　　盡管此前祝勇對故宮文物南遷史有一定的了解，也參加過一些學術(shù)研討會，但隨著這次專程采訪、田野調(diào)查和檔案搜集整理工作的深入，那場肇始于九十年前的文物遷徙行動，在宏觀和微觀兩個維度上，在祝勇心里逐漸鋪陳開來，一天比一天眉目清晰。

　　兩年中，除了調(diào)查和拍攝，祝勇其余時間幾乎都投入到本書（與另一本書《故宮藝術(shù)史》）的寫作中?！豆蕦m文物南遷》首發(fā)于《當代》雜志2021年第4期，榮獲第23屆《當代》文學拉力賽年度紀實作品總冠軍。發(fā)表之后，祝勇又對作品進行了精雕細琢，增補了十余萬字，并請相關(guān)專家進行了細致的審校，最終形成了今天這本厚重的單行本。

　　在他的筆下，既有“四庫全書”、“快雪時晴帖”、“陳倉石鼓”等故宮珍寶的前世今生，也有波瀾壯闊的“故宮盜寶案”、倫敦中國藝術(shù)國際展覽會、中國文物的“敦刻爾克大撤退”、武廟大火等大事件的跌宕起伏，這就使得《故宮文物南遷》不僅僅擁有非虛構(gòu)文學的扎實厚重，同樣也有小說散文的趣味盎然。翻開書可以看到，祝勇的書寫明顯采用了小說或影視經(jīng)常會使用的表達方法，如講故事、場景轉(zhuǎn)換等。

　　“仿佛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一場艱難而孤寂的長旅”。隨著寫作的深入，也隨抗日戰(zhàn)爭的浩大圖景在他眼前一層一層地展現(xiàn)，祝勇愈發(fā)能夠體會到故宮前輩們書生報國的孤絕意志，體會到他們以文弱之軀扛起傳承民族文化的巨大責任，不懼“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頑強力量和圣徒般的犧牲精神。“如是，這次寫作的長旅，也就成了一次感動之旅、一次精神上的自我完成之旅。故宮文物南遷，也不再只是塵封在文字檔案里的一段歷史，而成了我們前行的動力之源。”

　　保全文物，就是保全民族的文化之根

　　故宮文物南遷北返前后歷經(jīng)十數(shù)年，得到了上至文化名人、下至當?shù)仄矫癜傩盏膬A力支持，竟無一丟失，幾無損毀。“正是全體國民對自身文明的體認才完成了這項世界文物史上的壯舉。”故宮博物院原院長鄭欣淼多次講述這個話題，每次無不感慨，“對于以典守中華國寶、守護中華文化根脈為職志的故宮博物院來說，南遷就是其中永遠值得追憶、回味的一頁。”

　　中華文物淵藪，甲于世界。在國際上搶救戰(zhàn)火威脅下國寶的史實中，中國的“古物南遷”是其中時間最早、規(guī)模最大、歷時最久、影響深遠的行動，這不是簡單的搶救珍寶，而是一次真正的民族文化搶救行動。

　　能看到多遠的過去，就能看到多遠的未來。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珍視自己歷史的傳統(tǒng)，中華文化也因此得以穿過無垠的時空而延展與傳承。故宮文物南遷可以視為一場“沒有硝煙的戰(zhàn)斗”，一場文物的“敦刻爾克大撤退”，它間接形成抗戰(zhàn)精神，增強了民族認同感，期間還參加了首次赴外展覽，既堅定和弘揚了中華文化，也保護了人類文明遺產(chǎn)。正如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所說，“故宮文物南遷，創(chuàng)造了人類保護文化遺產(chǎn)的偉大奇跡，承載著深刻而意味雋永的國家命運和民族記憶。”

　　新中國成立后，在黨的領(lǐng)導(dǎo)與關(guān)懷下，部分南遷文物陸續(xù)回歸故宮，另有大批珍貴文物通過捐贈、收購、調(diào)撥等方式入藏，使故宮博物院藏品的數(shù)量不斷增加、質(zhì)量不斷提升。新世紀以來，隨著國家級重大文物工程的推進與人才隊伍的壯大，故宮文物典藏與保護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紫禁城已然度過六百歲的生日，滄海桑田的六百多年間，皇家園林巋然不動，珍藏著中華民族歷史文明的結(jié)晶。曾流浪于中國大地的“文物游子”們早已回到故宮的懷抱，如今向世人熠熠展示著中華民族耀眼的歷史文明，風雨不變。